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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要回家”：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寻访的一段历史时间：2015-05-09 1959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 三年后，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这三年，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农村居民每天的口粮只有1到2两大米。大堡的几千名“小劳教”，当然逃不脱这场灾难。 “每天吃两顿，每顿一个玉米饼子，掰开一看里头全是野菜，只有外面薄薄一层玉米粉。”陈桐均用手比划，那个饼子大约有自己的掌心大，“我一顿吃十个都吃得完。” 饥饿迅速教孩子们学会了辨认油菜、豌豆、胡豆等农作物，开荒变成了一场末日的晚餐。“小劳教”们把所有的种子都挖出来吃掉了，甚至包括用福尔马林泡过、粪水浇过的萝卜。“看起来是一片青，人经过就是一片光。”当时在一中队的小劳教李世元形容。 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时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么甘心被吃掉，它会咬人的舌头。陈桐均吃蚯蚓。“当地的蚯蚓特别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长。我两头一掐，中间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最好吃的是推屎耙（屎克郎）。”如今67岁的杨泽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来还带着笑意，仿佛在说某种美食，“就是厕所里爬出来的那种，我们烤了吃，蛮香的。” 死神慢慢找到了机会，向孩子们下手。林宪君现在还记得一个名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怕这孩子死在队里，叫他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一路上，萧复新和他讲自己的身世：3岁父亲去世，母亲靠捡垃圾养他到17岁。饿得难受，偷了农民几块红薯，就劳教了。这辈子惟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说得林宪君也掉起眼泪。刚掉了没几滴，感觉自己后脖颈的呼吸没有了。 怎么办？背回队里不行，而医务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说：萧复新，原谅我！没办法，锄头也没有，不能埋你，只好给你水葬了。”他把萧复新扔到了一旁的河里。 1960年，从成都来了几个母亲。孩子给她们写信说饿。她们对林宪君说，儿子调皮逃学，还有点小偷小摸，派出所叫我们交给劳教所去管教，我们就写了申请。没想到……她们申请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管教干部回答：你们的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不能领走。这些孩子全部饿死在大堡。 成年人更难忍饥饿。沙坪农场的“右派”大批饿死，曾伯炎体重只剩下三十公斤。管教干部给了组长一种待遇：每个星期可以去厨房值一天班，跟干部一样吃饭。 “我全靠这每周一天的饱饭才没有饿死。”林宪君说，教员和小劳教们早已无心上课，他们把练习本、黑板甚至小椅子都烧火取暖了。铅笔则当做引火的工具。 自1960年起，林宪君一个人埋葬的孩子，累计有一百多人。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曾伯炎本来不知道这些。2006年，他和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相逢，送对方一本自己的书《幸存者手记》。那人翻了翻：大堡死了那么多娃娃你咋不写呢？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他一惊，才开始寻访当年的那段历史。 “不能怪他， 是路线造成的”
杨泽云回忆：在大堡一年多的时间，他从没有理过发。“缺营养，头发就长不出来。”与此同时，他得了个外号叫“尖沟子”。他坐不了椅子，屁股上没有肉，坐下骨头就磨得很疼。另外一些人则是浑身水肿，脸胖得像洗脸盆，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平复不了。 曾伯炎的寻访还原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1960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两百多个小劳教集体去大堡镇偷东西。管教干部、当地农民全体出动，手电满天，枪声大作。从抓回来的孩子口中，他们懂了一些黑话：“打夜战”就是晚上出去偷东西，“杀人放”是火柴…… “他们主要就偷大堡”，大堡镇火花村一组的农民李里亚回忆：小劳教们可不分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麦子、红薯、玉米、黄豆…… 大堡镇的农民同样身陷饥饿，同时沙坪农场又经常向他们宣讲：这些孩子都是犯了罪的，你们不要同情他们。于是，农民们对偷窃行为毫不留情。 火花村四组村民钟宣志回忆，饿慌的农民反过来也去劳教队里偷粮食，管教干部们举着扁担和三节电池的手电筒追，追上抓住，“往死里打”。 最后，五个中队的队长与火花村的生产队长一起喝了顿酒，还杀了只羊。双方商定：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答应他们不偷农场的东西。”李里亚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61年，大堡作业区最终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转运到周边县城粮食较为充足的劳改工厂去休养。曾伯炎采访到的所有人，都在床上躺了半年到一年才恢复体力。海拔最高的五中队死人最多，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的场长则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成了野兽。”杨泽云回忆，从大堡撤出后一年多时间里，他看到任何食物，都会本能地伸手抓来吃，完全不管是谁的。 幸存下来的小劳教，休养之后大致就是留在这些劳改工厂就业，或是被派回沙坪茶场——实在不适合种植粮食，沙坪农场种了茶，名字也改为茶场。1962年前后，他们相继解除劳教，成为“正式职工”，一年只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到1970年代中期，劳改犯人越来越多，人满为患的监狱需要转移人口，于是将这批小劳教遣返原籍。由于背着“劳教犯”身份，国营工厂拒绝接收，许多人去了街道工厂的运输队，靠背水泥预制板的繁重劳动聊以糊口。 更多的人回到家，发现父母去世已久。一名女性小劳教当年是由姐姐申请劳教的，姐妹为此反目，终生不相往来。 颜嘉森，回到成都找到了那名陈姓警察，对方已调到工商局：“他吞吐地对我说：不能怪他，是路线（斗争）造成的！” 50年后，杨泽云（下图左三）、曾伯炎（下图左六）以及其他重庆“小劳教”们的合影。 （谢贻卉 供图） “问题最后终于得到解决” 在寻访中，一个当年的小劳教想把这段“丢人”的过去永久埋藏起来，曾伯炎和他发生激烈争执，年已八旬的曾伯炎眼睛瞪得要爆裂，白发愤怒得根根颤抖。这一切，都被同行的女导演谢贻卉摄入了纪录片《大堡小劳教》的镜头。 46岁的谢贻卉是一名民间历史爱好者。她看到曾伯炎写的一些文章，开始对这段历史产生追寻的欲望。整整做了三年，《大堡小劳教》终于出炉，时长104分钟。 谢贻卉最终没能查实大堡小劳教的总人数。从林宪君等当初的成年管理人员回忆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这个数字。 她去图书馆查阅了当年的各级党报，没有找到小劳教这段历史的片言只语。实地寻访，大堡作业区的五个中队连房屋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堆堆燃烧过的木炭。沙坪茶场还在，但早已改名为四川省沙坪劳教所，离开峨边，搬迁到附近的眉山市。她不禁感叹：历史消失得真够干净的。 死了多少孩子也无法核实。那名提供死亡人数的蔡姓组长，最终拒绝了谢贻卉和曾伯炎的拍摄。 这部纪录片最终采访的当事人，不是当年的小劳教，就是“右派”出身的教员、医生、组长。他们没能采访到任何一名管教干部。当年参与沙坪农场选址的两名监狱局干部，都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送沙坪农场劳教。曾伯炎找过其中一位，已从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退休的老人同样拒绝了采访。 曾伯炎自己也无法排解掉心底的恐惧感，他早已退休，但孩子还在事业单位上班。大量寻访工作都是谢贻卉完成的。 重庆的大堡幸存者维持着每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他们一起喝茶、一起摆龙门阵、一起哭泣。在接受谢贻卉拍摄时，大多泣不成声。“我们总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杨泽云说，一些难友到退休年纪也没有退休金，一直孜孜不倦地上访，问题最后终于得到解决。 《大堡小劳教》的最后，是2011年杨泽云等几个人去大堡旧地寻访时的镜头。他们寻找到一片树林，在树干系上白布，每一棵树上都写一个当年死去难友的名字，作为祭奠。几经变迁，当年的处处坟茔实在找不到了，只能确定这片树林里有。 两年后，那片树林也已经不在了。 （原文载《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