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七年”时期的藏地纪录片
电影与历史两者间有许多产生交集的几率:例如,它们可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交会;也可以在扭转未来局势,或造成社会变迁的那一瞬间彼此结合,在这类重要的时刻里,电影便介入了历史。 [2]“十七年”(1949-1966)时期和文革期间拍摄的藏族题材纪录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电影,而只能称为是藏族题材的纪录电影,是藏地纪录片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阶段,真正的人类学纪录片应该是具有深厚的人类学内涵和地方性民族文化品格的纪实作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时期的影片仍然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历史价值。

拉鲁•次旺多吉
藏族摄影师们与其他编导合作拍摄了《世界屋脊的传说》、《拉萨一家人》、四集系列片《我是们的家乡西藏》、《我们走过的日子》以及属于宗教题材的《维修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拉萨祈祷大法会》等片。《拉鲁·次旺多吉》一片中的主人公是西藏拉鲁家族最后的继承人,他16岁当了达孜宗本(县长)、之后又被达赖喇嘛授禁卫军如本,35岁成为噶厦政府的四嘎伦之一。1959年后被俘,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接受改造,又被任命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该片通过表现拉鲁家族的过去与现在,折射了次旺多吉个人的荣辱人生和藏族社会的变迁。《十世班禅》一片概括介绍了班禅喇嘛的一生。《故乡行》、《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班禅喇嘛在拉萨、日喀则、藏北草原等地巡视参访时的珍贵影像。 [4]

塔尔寺里九岁的十世班禅.身披僧袍,表情端严.旁边的是摄政 'Lo Sh'ang Chien Chan.'
与此同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筹建中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在西部地区在展开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拍摄工作。1960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委托北京科教电影厂拍摄《西藏的农奴制度》(康玉洁),尽管有诸多创作上的限制,但参与本片的专业人员还是尽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学科领域内的探究,所以本片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对1959年前西藏地方的地理、社会政治、经济风貌都有介绍,着重阐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三大领主” 和“差役” 对农奴的剥削和压迫。该片和《百万农奴站起来》及当时颇有影响的电影《农奴》都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意识形态的片面倾向性和宣传说教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就削弱了影片本身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相比之下,“文革”结束前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在藏东南察隅地区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民族志电影《僜人》(鲁明),其政治色彩要淡化得多。在即将摆脱思想羁绊的专家学者参与下,《僜人》在人类学视角呈现的品质和内容上都要丰富的多。僜人居住地察隅地区地处偏远,是截止1959年从未进行民改的区域,所以还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氏族公有制和个体家庭私有制的形态,影片对僜人及其社会架构、文化模式、婚姻家庭及物品交换等独特习俗均有描述。

《僜人》是第一部彩色民族志电影
自然生态类纪录片的拍摄在这一时期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征服世界最高峰》是中国第一部山地纪录片, [5]该片描绘了队员们在喜马拉雅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人与自然的搏斗,在片中可以见到运动员从海拔512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穿过古冰川的谷地,在氧气稀薄的恶劣气候下越过北坳天险,顶着12级狂风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克服千难万险攀登地球之巅的勇士壮举。本片摄影牟森跟随登山队员拍下了队员们攀越的部分过程。《再次登上珠穆郎玛峰》讲述索男罗布、拉桑、女队长潘多等以藏族队员为主体的九位登山健儿攀登珠峰并进行科学考察的故事。行前小平同志接见队员们时说:“不管南坡北坡,要白天登上去,一定要有女队员,要把电影、照片拍下来,还要做好科学考察工作。” [6]共有12名摄影师参与此次登顶拍摄活动,其中邬宗岳(藏族)、石纪明两位摄影师在拍摄途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此片中登山健儿的勇气和他们的惊人毅力,成功登顶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此片的播映对于文革末期沉闷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他们于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5分从北坡登上顶峰,首次完成了人类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