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主流观众是屌丝文化阶层

记者：您觉得电影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您来说，拍电影是要传递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么?

王竞：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现在给学生上故事片创作课时，第一章就先谈这个。本来我觉得意义和价值层面的事是个人的私事，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更多应该专注于技巧层面上的增进，但是近年来我越来越不这么看。所以不管学生爱不爱听，我还是得把这个话题讨论清楚。

　　人们为什么要看电影?这个话题再引申的话，基本上相当于“人为什么值得活着”，这其实是一个话题。人活着是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寻求一些意义，而意义则是由海量的叙述叠加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们可以把意义比作一座大厦，大厦包含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积累下来的全部东西，宗教、历史、艺术、神话等等所有留存下来的人类叙述。在社会这座大厦中，小说可能是其中的一根柱子，音乐、戏剧、电影也是其中的一根柱子。那些在电影史上分量较重的影片，是这个柱子上不可取代的部分，拿掉它这块儿会多一个窟窿，而不好的电影可能是废料，是可有可无的部分，但不管怎样，一部影片也就是一片瓦、一块砖，仅此而已。

　　但是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从量变导致质变。拿掉一块砖、一片瓦，好像对大厦没什么影响。但是拿多了，尤其抽掉那些很重要、起支撑作用的砖，大厦就会存在坍塌的风险。如果把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拿掉，那人类大概会退化回猿猴阶段。所以，电影尤其是好的电影，它们对于社会的价值是不可取代的。

《小时代》导演比较懂观众，文艺片也有自己的市场

记者：像《万箭穿心》这样的电影，虽然评价颇高，但可能票房并不会十分理想。拍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是不是很难?一些优秀的文艺影片，比如前段时间权聆执导、贾樟柯监制的《忘了去懂你》，虽然片子不错，但被安排在冷僻的档期，感觉似乎不太公平，您怎么看?是不是给这类影片设立专门的院线会更合理一些?

王竞：票房这种事我觉得不要那么简单的去看它。像《万箭穿心》、《忘了去懂你》这类的影片注定不会挣大钱，你把它硬推在一个黄金档期，在各城市大范围去发就是不行。我觉得在这点上，电影创作者也不用有太多抱怨。

　　中国电影的主体观众是平均年龄21.7岁的城市青年，而不是仅限于北上广，北上广的城市青年和其他城市的青年接受层次不一样。如果只在北上广发行，一部电影可能有几千万或者一亿的票房，想让这个片子有好几个亿以上大票房的话，就得着眼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一个二十来岁的普通观众长什么样?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脑子里把这个形象描绘出来，因为我们都有亲戚、朋友在那里生活。我们都会在脑子里把这个人画出来。你给他看《万箭穿心》，看《忘了去懂你》，他不愿意去看，因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忘了去懂你》、就是《万箭穿心》。对于这样的观众，他进电影院就是去逃避的，要寻找日常生活中没有的经验，他就是要去看《小时代》，去看奢华、美丽、带着糖霜、散发着巧克力味道的东西。

　　如果你想去做一部院线电影，而最终做出了《万箭穿心》，那就是自己定位没找对，这是我从《万箭穿心》之后自己反省得出的体会。当初发行方跟我说，我们能把这个片子做到一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兴奋，但谢飞老师从一开始就认为它不是一个大院线电影，结果证明他是对的。有没有票房，和有没有价值是两回事。在网上可以看到，看过《万箭穿心》的人也不少，像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支撑《万箭穿心》这类影片的票房其实不成问题，但是这些观众并不是平常走进大院线的那批人，就只是小院线。

　　你刚才说的通过固定渠道，比如艺术院线来推广这类影片，我觉得是对的，未来成熟的市场一定会把文艺片和商业片区分开。我有一次和韩国光州电影节的选片人聊天，她也谈到类似的话题，韩国的家庭妇女，你让她们走进电影院看《星际穿越》或者《超体》，她们也不喜欢。在韩国，她们有空闲的时间段差不多是下午，跟邻居大姐一起喝咖啡聊天，看看电影，然后回家买菜做饭。她们往往会选择靠近社区的电影院，而不是靠近商业中心、靠近写字楼的电影院，这个时间段放的一些片子可能就是家庭伦理片或者情感片，比较适合这类群体，这是当电影市场更加细分、更为成熟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还需要一定时间。

　　总之，我认为文艺片会找到它自己的渠道和专属的市场去放映，反过来也限制了这些电影在投资时就不应该太大，因为个市场本身并不是大众市场。反过来，如果跟大市场去对话的话，可能《小时代》这类的影片就是更合理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的格调更高一些，比如《中国合伙人》、《亲爱的》，那些片子也有大票房，也受到三四线城市年轻观众的青睐。

中国电影主流观众是屌丝文化阶层

记者：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投身电影届做编导，作为科班出身的电影人，您怎么看他们这种跨界的行为以及拍摄出来的作品?

王竞：我觉得首先不能有偏见，好像你们不懂电影，不够专业等等，这种歧视的态度首先就错了，因为电影是大家的艺术，谁跟观众对上话了，在某种意义上谁就是更懂观众，业余导演拍出的作品有大票房，至少说明它在这点上是做到了的。至于要不要大家都去做那样的电影，这是两回事，你又想做有价值的电影，又想有好的票房，既要懂得观众又要懂得电影，这种平衡很难获得。在这里，你把你的价值用一种观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递给他。

　　我觉得就个人而言，今后我可能要更多地做院线电影，做商业电影。这就好比我跟我的儿子谈话，当他八九岁时，我肯定不能用咱们现在谈话的方式跟他对话，他听不懂，但现在他长大了，我需要换一种方式与他交流。但是作为父亲，我不能向他传递违心的价值观，不能为了讨好他而去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要找到一个跟他对话的方式，但未必非要改变我的态度。

　　我觉得做院线电影也是如此，假如你想做一个大电影，要跟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也就是中国电影主流观众对话，这其实是一个屌丝文化阶层，你得说他想听或者能听得懂的语言，但这不意味着你一定要违心的去讨好他，如何即照顾对方的态度，又不失了自己的立场很重要，适应观众跟讨好观众，跟顺从市场我觉得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当然，对于当今一些有情怀的电影人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处境更难，他们可能要放弃自己习惯的说话方式。

记者：您有计划筹拍下一部电影吗?

王竞：我本来今年计划做关于连环杀手的一部片子，但是今年没做成，因为演员档期方面的问题等等，可能明年开春以后会着手去做。

记者：您现在做导演，也在做老师给学生讲课，怎么看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

王竞：拍电影肯定是自己喜欢的事，而在电影学院当老师，算是对我拍电影很有帮助的一件事，因为电影本身是一个特别年轻、时尚的行业，你对话的观众就是年轻人。假如我离开学校这个环境，完全浸染在电影圈里，可能老化过时了都不自知;但在学校里，我的学生都很年轻，这不仅让我的心态更年轻，而且跟学生在一起，观看他们的作业、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其实也在不断地刺激你思考，你会知道哪些东西可能要做出改变。同时，作为一个比他们年长的人，我的优势在于比他们有阅历得多，思考问题也会更深入，这是我可以传授他们的东西。总之，老师这个职业对于做电影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离开电影学院单纯去拍电影的话，会有损失。

青年导演很幸运，拍大制作像指挥交响乐团

记者：您关注近年来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吗?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留给青年导演的空间大吗?

王竞：有些时候会看，比如今年的青年影像论坛邀我去做评委，我需要在很短时间内看完一二十部电影。我觉得其实对于做电影的中国人来说，生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太有福了，因为一年发行六七百部电影，比在国外得到的机会更容易。

　　现在国内青年导演的作品，他们在视听语言上比较敏感，拍摄手法更新颖，片子做出来很漂亮，更能紧跟市场潮流。和成熟的导演相比，他们明显的差距主要是在人文层面包括对人物的理解上。从电影学院出来的科班学生，可能没几年就做上导演了，他的社会阅历包括对事情的理解肯定会有欠缺，以至于拍出来的片子看起来锐气十足，但很多地方不够结实。总的来说，将来做好电影的一定不是老迈的往年轻的方向靠拢，而是年轻的往成熟的方向成长，老迈的这一拨人可能慢慢地就该被淘汰了。

记者：现在90后都出来拍电影了，对于那些想进入电影行业而且一直走下去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竞：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应该从基层做起，别那么着急先去当导演，因为要承担的风险很大，对自己精力的投入和消耗都是无法预估的，做不好有可能会伤到自己。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当导演的机会来得太容易了，很多人做完第一部片子因为遇到的挫折太大，多少年都不想再碰电影了。

记者：拍电影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王竞：做导演需要比较强大的组织力，把现场很多不同的人调动起来，让他们为了一个目标努力，这可能比一个乐队指挥要面对的问题复杂不少。一个乐队四五十号人，一个摄制组也是差不多，但这四五十个人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工种，从民工、群众演员等基层参与者，到编剧、制片人那种人精，作为一个导演，实际上就相当于乐队指挥，要让大家去发出一种声音，这很困难。二十来岁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在调动剧组人员时很容易失控。

　　另一个难点在于对电影语言本身的把控。比如原先只拍过短片，忽然需要拍长片了，角色更多，情节线索也多，最终是否能够将所有内容糅合在一起，使最终出来的电影不至于散掉，主题不至于跑偏，这很重要，一些年轻导演做过不错的小电影，但是难以短时间内驾驭大题材的长片。

记者：您去年拍摄的《大明劫》，也算是比较大制作的电影，这对您来说是个挑战吗?

王竞：对，之所以想做那样一部片子，也是因为它比我以前做的片子规模要大。《大明劫》最早是一部关于中医的电影，后来经我们一再修改，主题最后跟中医关系不太大了，反映的是动乱格局下的局部历史与个人命运选择。就我个人而言，获得这样的拍摄经验还是挺宝贵的，毕竟摄制组大了，拍摄片子的场面大了，比如瘟疫、战争、灾难等等这些情景，要处理的线索很丰富，做这样一个东西是我过去一直很渴望的，就好比以前总指挥四重奏，现在拥有一个交响乐团了，虽然还不够豪华，但它毕竟是一个更大的团队了。

背着画板走进电影学院

记者：您最初为什么想要进入电影行业，您的电影启蒙是谁?

王竞：其实最早没有想要进入电影行业，最早我是学画画的，那时候是想做一个画家，这辈子都想成为一个艺术家。

记者：做导演也是艺术家。

王竞：这个观念到大四的时候才转过来。一开始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背着画夹、画箱来的，那时候为什么考电影学院呢?就是觉得中央美院太难考了，大概一个专业每年就招六个人，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比不过人家美院附中出来的学生，考试的时候找稍微打点擦边球的学校，既有美术专业但又不像中央美院对专业要求那么强的，比如当时知道中央戏剧学院有舞美系，电影学院有美术系，但恰好我来考电影学院那年，美术系没有招生，人家说摄影系也考画画，于是我就是这样进的电影学院，可以说是阴差阳错。

　　在一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是想着我到这儿来只是借北京电影学院这么一个地儿，将来是要转向绘画的。但等你进来之后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周围的氛围、土壤都跟画画没关系，我觉得很痛苦，心想这辈子画不了画，我能做什么?直到上了大三、大四，我才慢慢的开始转变，觉得拍电影和画画是一码事，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念与想法，只是换种方式罢了。

记者：您有比较欣赏的导演和作品吗?

王竞：太多了。我觉得宁浩是一个挺好的导演，虽然他做的是商业片，可能跟我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不完全一样，但是作为导演，我是觉得宁浩还是挺扎实的，一点也不浮躁，从电影叙事本身来说，其实是做得挺成熟的一个导演。 （以上内容为记者采访摄影系主任王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