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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纪录片摄影师的十年生涯时间：2016-02-07
薛明，西安人。自幼习画，美术院校摄影专业毕业。从事纪录片摄影十余年，作品多少部，擅长拍摄普通人生活、野外探险等题材，代表作品有《摇摇晃晃的人间》、《中国门》、《传承》、《卸装》等。 结 缘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后来考上了美术院校，学的是摄影。摄影赋予我表达的话语，在光影构建的世界里，我能看到每一个瞬间所独有的含义。而我与纪录片的结缘，却是这之后的事情。2004年，我还是大四学生，在西安电视台实习。那时我创办了《DV公社》这档节目，专门放映一批年轻导演的独立影像作品。在那个年代数码摄像机才开始普及，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怀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纷纷投入到独立电影制作的行列。 那时候，董钧是这些人中的活跃分子，经常组织大大小小的放映和聚会。在酒吧、茶楼，吃饭、聊天，交流各自的影像作品。记得当时在场的每个人无不热血沸腾，想为中国的独立电影发展做出贡献。数码时代里，第一批年轻的创作者就此上路了。而我为给台里做节目，就找人介绍，联系采访了他。还在电视上播放了他的纪录片《无烟煤店》。从那以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并也进入到独立电影的圈子，认识了许多西安当时活跃的纪录片创作者，比如周渔、秦小鹏、刘佳、闵韬、李军虎、杜海滨、王杨、林子、小松、田波、林鑫……
这时候我才发现纪录片是个广阔的世界，它能承载我对生活的理解，也能寄托我对艺术的追求。为什么我不拍纪录片呢？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作出独立而自由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于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自拍自导了一部纪录片，名叫《漂泊》。这是受吴文光《流浪北京》的影响，选择的类似题材。片子讲述了身边一位绘画朋友艰苦打拼的历程。那时候我也没有自己的机器，找电视台的老师借了一台索尼190P摄像机，断断续续拍了三个月。片子剪出来后我让董钧他们来看，结果说我拍得像电视专题，没故事、太煽情，后来想想的确也是，从那以后这部片子就一直放在抽屉里再也没拿出来过。受此打击，毕业后我去了西安一所大学宣传部做了三年摄像和剪辑工作。原以为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些经验，却没想到那份工作更是一种煎熬，每天都有拍不完的领导会议，剪不完的新闻专题。时间久了专业技能并没有多少进步。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自己的电影梦想恐怕难以实现。 选 择 人生可以平凡，但不能趋于平庸。朝九晚五的生活终究不是我想要的，更不愿意自己的梦想被现实生活拖垮。我开始一边充实自己，一边寻求着机会。在后来的等待中，我得到了第一个机会，参与闵韬导演的剧情片《孔明灯》的拍摄。当时我在组里什么都干，其中一个任务是拍花絮。整部片子预算少的可怜，大家都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买不起轨道就在两棵树间拉紧绳子，用滑轮挂着摄像机拍摄移动镜头；租不起灯光，我们就买了几个工地上用的钨丝灯想把一座桥照亮，结果引起短路，整条街道都停电了…… 《孔明灯》拍完后在西北大学一个阶梯教室举行了首映，来了很多独立电影圈的朋友，北京的西安籍导演高天和赵晖也来了。片子放映完后，大家在一起开了场像模像样的研讨会，场面很热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网名叫“子渔”的小个子，操着一口湖北话，对这个片子的叙事逻辑和故事结构，提出各种批评。我们这些创作者自然不服，和他吵得一塌糊涂。吵归吵，结束时大伙还是勉强拍了张合影留作纪念。我还记得讨论会结束后大家去大排档吃烧烤，喝冰峰汽水的场景，那一刻每个人的心情都有些黯然。 2006年5月，我得到的另一个机会。导演刘佳要拍一部关于流浪儿童题材的纪录片《尘土》，叫我做摄影。这是我第一次给人掌机，那时候也胆大，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现在来看，正是当初的这个决定让我一直走到今天，都在继续纪录片的摄影。我向单位请了几天假，便和刘佳前往宝鸡拍摄。我们和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住在一起，送他们回家。有些孩子的妈妈和爷爷再一次把他们从家门撵出，无奈之下我们又把孩子送回到救助站。那一刻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现象纪录，更是一种本质的传达。于摄影师而言，不仅要用眼睛来观察、记录，更要通过内心作出精神性的传达。传达现实生活里的艰辛和人性百态，也寻找鼓舞我们前行的温暖和力量。 再后来又是给董钧的《麻雀》掌机。那是2007年初的夜晚，我们在闵韬的出租屋里，董钧的手机短信里收到了一笔卖图片的稿费，他跑去ATM机亲自查了一下，果然数字不小。回来后他乐呵呵地拍着胸脯说：“《麻雀》可以开拍了！马上就拍！”第二天我和董钧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前往北京，找好朋友肖瞳从佳能公司借了台HDV高清摄像机。回来的路上，我是枕着机器在火车上睡了一晚，可见当时的心情有多么兴奋。
我们的拍摄时间在春节前后，圈子里的很多朋友都来帮忙。我们在宝鸡租了套两居室，在里面打地铺、睡沙发，拍了15天，一起度过了2007年的春节。这期间最难忘的是我们从商场买了台带“屁股”的32寸电视当作监视器，拍到哪里就抬到哪里，场面可以用“壮观”形容。那个除夕夜晚我们一起喝酒，在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烧着纸钱，唱着许巍的《蓝莲花》，在马路中间疯狂地翻着跟斗，回到住处抱起盆子一直吐到天亮，青春在梦想的鼓舞下闪烁出狂浪、不羁、拥抱着自由。 接着又是和青年导演王杨的合作，仍然是我掌机做摄影。这个片子叫《地上·空间》，开机时正逢麦收时节。我和王杨、陈小松在大学城旁边的小旅馆包了两间房，好友刘文嘉还来帮我们看了时辰，选了方位，举行了简陋的开机仪式。半个月里我们拍摄了大量镜头：大学校园一天的运转，崔家庄的家庭教会，好乐迪KTV开业前的入职培训，金堆城商业圈的拔地而起，广场上大妈们跳着扇子舞，超市里突然蹦出一个奥特曼…… 那段时间我把镜头语言发挥到了极致，长镜头、观察式、人与空间、凝视，反复地试验、摸索中，对于纪录片的时空展现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也正是这一次次的机会伴随着不断地试错，今天的我才能对空间的关系作出熟练地表达。片子拍完后，我和小松在王杨家住了半个月，我教他使用EDIUS，他给我们做油泼面吃。我们几个不分白昼地剪片子、上字幕，完成了《地上·空间》的最终剪辑。后来我设计了海报，带着片子参加了平遥国际摄影节。在平遥县陈旧的电影院里做了首映，在台上和观众们互动交流。那次结识了一些拍摄纪录片的同仁，同时也看到了更多更好的独立电影作品。 成 长 渐渐地，找我拍片的人多了起来，每一部片子都给我机会，让我更加成熟。前些年拍过周渔导演的一个片子《彼岸》。影片讲述了在兰州什川镇下河坪村，有一个姓魏的老头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常年守候在黄河边的一只废弃铁船上，以打捞河里漂下的尸体为生的故事。在片中为了拍摄一个镜头，我在腰上拴好麻绳从六米高的崖边爬下，拍摄漂在水面上的尸体。当我被放下去后，才发现黄河是如此的安静，安静到让人心慌。长时间被水浸泡的五具尸体，已经发白腐烂，随着浪花的涌动起伏着。一股恶心的腐臭味迫使我瞬间屏住呼吸，此后一连几天都没能吃下饭。《彼岸》的拍摄，让我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产生了更多思考，很多时候一部纪录片所考验的不单是摄影师专业技能的高低，而是勇气、道德、责任、取舍等各种因素的判断，这是每个摄影师都应该去思考的地方。 拍摄王国庆的《大桥下》，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部片子讲述了武汉长江大桥下，一群孤寡老人和一帮街头艺人的真实生活。伴随着长江边的火车轰鸣声，一位中年卖唱女子在大桥下唱起了一首《我的老父亲》，此时一位领导模样的白发老人手攥着大把一元纸币抛向空中，唱歌女人跪地，白发老人再次从自己的呢子大衣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拿在手里甩了两下，当众塞给跪在地上唱歌的女人，此时歌声忽然渐大，“啊父亲啊父亲我的老父亲，无情的岁月把您的脊背压弯……”，与此同时画面外一列火车再次轰鸣着从他们头顶的铁桥上驶过。
镜头拍到这里，内心很激动。一首歌、一场戏、一个长镜头没有关机，从女人手中的话筒摇到那副通红的脸蛋，再摇到白发老人，再到一把抛向空中的钞票，再到周围看热闹的观众：织毛衣的、嗑瓜子的、还有遛狗的，再到地上捡钱的小三，再到桥上疾驰的火车……这些画面可能就只是那么一瞬，抓住了就有了，抓不住就流走了。 此后不久再次和董钧合作，他的纪录电影《大水》拿到了“CNEX”的创作基金，我担任摄影。《大水》是在陕西渭河上的一个渡口开机的，因为拍的是移民所以被当地警察盯上了，以检查身份证为由被带到派出所里盘问了半天才放回来。除夕晚上停电，我和董钧一起在渡口上过了一个安静的新年。 专 注 为了专注于纪录片拍摄，2007年底我从单位辞职。春节过完回到家里，父亲对我辞职后没有收入、整天拍摄纪录片感到很不满，当天晚上我们吵得非常厉害，上演了一场家庭“战争”。毕竟每个人都得面对现实的生活，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下去？怎样去走，我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后来和董钧的一次谈话，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帮我分析了纪录片市场的情况，认为想做纪录片的人很多，其中很多人是想当导演，但是真正稀缺的是纪录片摄影师。你现在的选择是对的，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所收获。那之后我明白了两点：我就应该做摄影师，做纪录片的摄影师。 2009年初闵韬找到了投资，叫着我和王杨、小松几个朋友创办了“金色麦田”公司。之前大家拍独立纪录片，已经拍到山穷水尽，希望联手合作可以做成一些事情。公司刚成立，我们就从《毕业生》这个题材入手，拍个商业点、阳光点的片子。我们拍摄了自己身边的朋友如何走出校门找工作和创业的故事，一连拍了五集。片子进入后期阶段时，王杨和闵韬俩人不分白昼，把家搬到了公司，睡在地板上通宵达旦地挑选素材，剪片子，敲字幕。但后来辛苦做的这个片子，在商业运作上却完全失败了。 公司运作并不顺利，下一顿的早餐还不知在哪。正在犯愁之际，一条QQ消息拯救了我，是网友赵晖发来的，他说手头有一个20集的媒体纪录片《长江大桥》，问我有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干摄影。我去北京见到赵晖，他对我也没底，其实我对自己也没底。当时用的是一台租来的松下“50M”大机器，更是没底。于是连夜打印说明书，翻译各种陌生的英文菜单和按键。就这样我和赵晖、高天还有魏娟四个人扛着机器、背着两箱磁带从四川宜宾沿长江拍到了上海崇明岛，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们拍摄了九集。 《长江大桥》拍完后，我觉得一段时间的衣食不用再担忧了，逢年过节使空手回家的我，也可以给家里人包个大红包了。父亲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好转，认可了我的职业选择。这些年我又陆续拍摄了几部央视的片子，《中国公路》、《问路墨脱》、《牵手》、《传承》、《我从新疆来》、《大美银川》、《运河商都》、《九局下半》等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媒体纪录片。现在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和我坐在一起讨论拍过的那些片子。 2010年春节刚过，王杨的纪录电影《中国门》提案入选了“CNEX”创作基金，他邀请我担任摄影。这是一部反映中国教育的纪录片，主要围绕全国有名的高考状元县甘肃会宁，讲述高中生备战高考的事情。我们去的时候是三月，陕西关中的油菜花正在盛开，越往甘肃走，景色越荒凉。到了会宁，光秃秃的山上寸草不生，显然这里的冬天还没有结束。我和王杨、牛哥、小山四人在没有任何身份的情况下，找到了会宁县教育局表达拍摄诉求，最终教育局被我们的诚意打动，安排我们到会宁一中的高三宏志班驻校拍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