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志：毕业于华东师大，深圳电视台海外中心编导，主要从事纪录片拍摄。
王运涛：毕业于郑州大学，郑州广播电视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研究。
1、怎么拍比拍什么更重要
郭熙志：纪录片作者的问题，实际上是对我这么多年经历的一种思考。中国纪录片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经过了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我觉得怎么拍的问题在今天比拍什么更重要。
王运涛：我也觉得，当下中国，纪录片如何传播比纪录片传播什么更重要。纪录片的作者肯定要应运而生，应市场之运而生，那么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纪录片市场，应该是一个很现实很迫切的问题。
郭熙志：中国纪录片和电视传媒有着密切关系。大家都知道，传媒是非常商业的，它就是要追求收视率的，并且在中国，电视传媒还是党的喉舌，所以，电视台的纪录片是没有独立可言的，我觉得没有独立的观察与思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电视台里的纪录片还是以内容为主，以事件和信息为主，他们不会以艺术为主，去尊重作者的创作。
2、关于题材选择的出奇制胜
郭熙志：众多的对电影怀有梦想的纪录片爱好者一开始进入纪录片领域，就会选一些比较边缘的题材，什么妓女呀，什么流浪的人呀，特别让普通人好奇的题材。
王运涛：纪录片作者出奇制胜的考虑，可能跟某些明星靠身体搏出位而吸引注意力有着相通之处。
郭熙志：应该说很多纪录片的导演的拍摄都有一个非常朴实的出发点，猎奇的作法不是主流，非常边缘的题材，实际上也可以进行正常的关注。比如说同性恋和吸毒的这类非常的生活拍的很正常。这也是一种能力，就是把非常的还原为日常。
3、真正的作者意识与个别作者的偏差
郭熙志：纪录片的内容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报道的色彩，或者说是信赖于内容，过度对内容的信赖，使纪录片缺乏真正的作者意识。
王运涛：真正的作者意识，是强调独立的作者意识。但是纪录片的作者一是存在不少误区，比如纪录片作者盲目追求纪实风格,忽视结构形式,不加选择地纪录生活的自然流程,造成大量主题肤浅、结构混乱的纪录片充斥荧屏。二是个别纪录片作者，在纪实手法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纪录片应该强调客观再现,创作者的本体意识纯属主观,无需考虑，从而没有足够重视结构营建、张扬主体意识等，导致纪录片缺乏个性色彩。郭老师的探索，是紧扣时代转型的大背景的，有着一种敏锐的时代书记官意识。
4、社会转型与纪录片拍摄
王运涛：由于近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海外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迫切需要购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主流群体生存状态的纪录片。通俗点说，外国的老百姓也渴望了解现在中国的普通人家生活得怎样？他们在想什么干什么？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目前实在是不多，量少而且质也不高。这可能与中国眼下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不遗余力地对具体中国做实证研究、真实再现，基本上还看不到对转型中国的特别有效的记录和反映，也尽管学术圈里面所谓“中国研究”也好，“转型研究”也好，表面上看颇为热闹。
郭熙志：关于转型的问题，我觉得，1998年在我拍摄《渡口》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转型时代的真正到来，在此后的时间里，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关注着这种变化的题材。中国纪录片对中国主流现实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缺席状态的。但是纪录片真正有力量的地方，是它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一种档案性纪录。在98年之后，我们老家开始移民建镇，我同样觉得这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巨大信号，所以我拍摄了《迁镇》。此后，随着王兵《铁西区》的拍摄，和李一凡、鄢雨《淹没》的出现，我觉得，关注中国主流现实的拍摄已成为一种潮流。我今天提出纪录片作者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恰恰是对这种潮流的一种反思。或者说，在现在的这种语境下怎么拍比拍什么更重要。
王运涛：这么说，关注中国主流现实的拍摄早已是大多数纪录片作者的集体有意识的选择。毕竟每个人都在选择中生活，在生活中选择。纪录片作者也不例外。但问题在于，纪录片创作的逻辑起点是现实和理念二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面前,创作者不应为了纪实而纪实,不能将创作手段等同于创作目的。这是不是您忧虑的地方啊？毕竟纪录片是选择的艺术,选择体现了编导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驾驭结构的能力,它展示的应该是现实生活的真相而非生活的表象。
郭熙志：你的理解是对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许多刚刚进入纪录片领域的导演，往往会选择非常态的题材，题材决定一切的作法，我对此有一定的忧虑。
5、反思什么与如何反思
王运涛：反思总是睿智者的责任，要在别人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时候，提出善意的提醒。我一向喜欢思考，也很佩服懂得反思的人。郭老师好像是想强调，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作者，应该是能将编导的意识与生活真相的自然交融,懂得并且善于透过生活表象揭示生活真相。郭老师好像非常看重创作者主体意识的流露，将其看成是衡量纪录片作者艺术水准的关键。
郭熙志：事实上，我觉得《铁西区》和《淹没》是两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片，王兵是一个自觉意识非常强的作者，我觉得应该反思的不是关注主流现实本身，而是怎么去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