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胡杰在他位于南京的工作室中。
胡杰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制片人之一，尽管他的作品在中国始终没有公映。他以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三部曲闻名，其中，《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讲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位拒绝撤回对共产党的批评的女基督徒的故事;《我虽死去》(2007)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学生群殴致死的一位教师的故事;而《星火》(2013)则讲述了在1960年出版的一个地下刊物的命运，该刊试图揭露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饥馑的大跃进。
最近，57岁的胡杰创作了一组关于大饥荒的木刻版画。这组版画是基于他为制作《星火》而进行采访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这组作品原定于去年在天津进行首展，但是由于其争议性，展览在开始两天后停办。
以下是访谈实录，内容经过编辑和删节，经过受访者审阅。
张彦：你的纪录片拍起来一定困难重重，因为这些题材的影像资料太稀少。存在什么记录大饥荒的历史影像素材吗?
胡杰：没有影像资料，连照片都没有。当时中国的农民太贫穷，被剥夺了一切，孤立无援，没有任何手段来记录他们自己的命运。
张彦：你在制作《星火》时，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
胡杰：我参考了很多档案，因为我认为档案是必需的，否则片子没法拍。死人不能说话，但有关他们的记录至少可以讲述一些故事。我觉得文字档案有很强的说服力。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是真实的。当然，对纪录片来说，能有影像资料再好不过，但是拍摄大饥荒的纪录片不可能有影像资料。
张彦：《星火》讲述了几个学生为记录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大饥荒而办杂志的故事。他们只出版了几期就被捕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胡杰：在拍《寻找林昭的灵魂》的时候有人对我提到过这个杂志。后来我找到了他们办的仅有的两期杂志，采访了幸存者。当时很恐怖，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亲戚因何而死。有一个人讲，他以为自己在群众大会上被打死的的父亲是反革命，他在接受采访时羞愧万分。还有一个人讲，他以前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当时有勇气站出来揭露大饥荒。他的父亲曾经支持了这些办杂志的学生，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
张彦：关于大饥荒的书对你有没有影响，比如杨继绳的《墓碑》?
胡杰：我开始做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杨继绳的书。后来，我在做的过程中了解到他在写这个书，所以我也去采访过他，他也给我提供了许多线索。
张彦：你是怎样对拍敏感题材的纪录片产生兴趣的?你早些时候的一部作品——《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讲述了一位在大饥荒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女性。
胡杰：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小学阶段不了解反右运动，在中学时也只知道右派是坏人，也没有任何这类书籍。所以我们对反右和大饥荒完全都不了解。当我开始接触到这个题材并开始采访林昭的一些同学的时候，他们每次所述都让我震撼不已。我意识到这段历史的每件事情都被掩盖着，官方的历史教科书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我觉得把这段真实的历史说出来，非常重要。我花了四年拍摄、编辑这部片子，做好以后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让几个朋友来看。当时我给了崔卫平、钱理群、丁东、余杰和刘晓波看，他们也提了一些极有见地的主张。
张彦：之后你拍了《我虽死去》，这是一部讲述“文革”期间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女校的学生打死校长卞仲耘的故事。
胡杰：我完成林昭的纪录片以后，突然发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纪录片，但是他们大部分比较年轻，且志不在历史题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做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我比其他人的年龄大一点，所以对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有一些记忆。我小时候亲眼目睹了很多，比如武斗、打人、批斗会甚至杀人。所以我想我应该做的更多，因此拍摄了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北京一所著名女中的校长卞仲耘的故事。
张彦：《星火》(有时被翻译成《灰烬》)在去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拔得头筹后，我对你把历史景象一步步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技艺十分叹服。你把我们带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亮出相关证据，与那些幸存者和目击者交谈。你始终关注人。
胡杰：我把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反复看了很多遍。通过DVD，尤其是许多盗版的DVD，我看了不少外国的纪录片。我从这些影片里获得了非常多的拍摄方式和编辑方法。
张彦：下面我们看一看你创作的关于大饥荒系列的木刻版画。这幅展现了一对夫妇似乎飘浮在空中。
胡杰：大地贫瘠而荒凉，这两个人飞了起来，这其实是他们的灵魂升天了。这是一种错觉，就像共产党所谓“明天是美丽的”，但是人们却在明天死于饥馑。
张彦：每一幅版画都源自一个特别的故事吗?
胡杰：是的。这些版画内容大都出自于我在制作《星火》过程中的采访。还有一个叫伊娃的朋友的故事对我影响尤深。伊娃是大饥荒逃难者的后代，她移民美国之后写了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并希望我做插图。因此有几幅版画是根据她的经历而创作的。
张彦：有些版画则暗示着一些做法和规定令大饥荒雪上加霜。
胡杰：比如说，当时老百姓逃荒是非法的，逃荒者被冠以“流窜犯”。我采访时有很多人告诉我，当时到处都是大标语，禁止农民逃荒。
张彦：你也做了一个叫做“我们”的系列，这个系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充满希望。这幅画显示了一个小男孩抬头看的样子。
胡杰：这幅画表现的是在一条将有领导人的车驶过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只有一个小孩抬起了头。实际上，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包含着希望，因为其中总有某个人不接受官方的叙述。
张彦：你为什么考虑用木刻版画的表现形式?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一些艺术家，比如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及那时中国也使用木板刻画表现形式的一些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