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以来，直至九十年代，在近百年历史上电影都是很神秘、很高端的东西，广大百姓都是可看而不可及。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影视行业是一个高度计划、完全国营、体制封闭的垄断性领域；另一方面，影视生产又是一种高投资、高成本、高技术的专业性领域，政策门槛与技术门槛的双重性限制，制约了民间的、民营的、个体的影视创作和制作完全没有可能。
随着IT产品的日渐成熟和普及，20世纪90年代影像记录开始走进社会生活。尤其新世纪以来，随着手机的全民普及以及视频性能日益提高，视频已经成为与文字、图片并重的三大基本交流工具、传播手段之一。尤其是近几年2K专业摄像机降价至一两万元级，2014年4K摄像机问世，价格平民化，更加助推了民间影像业的发展。
第一，影像记录的极高价值
一，影像记录已经成为记录生活、民间维权的手段
影像记录对平民生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下面两例——
1，陈玉献影像复仇法官。1959年出生的上海人陈玉献系民营企业主，因有个经济纠纷在法庭诉讼中被法官坑害，他认定法官是为亲戚帮忙，故意做出不公正判决，他认为法官赵明华“更是家族式操作。这一伙人，全上海都能搞得定。”但是，他也无奈。尔后，他想出报复措施，聪明的陈玉献说“我的身价比他高，我有老婆和儿子，如果我采取暴力把他打残废，我还得承担刑事责任，不划算嘛。”于是，半年以来，老陈如同幽灵，跟随着这几位法官，出入各大酒楼、歌厅以及豪华会所，记录下一段段灯红酒绿的隐秘生活。法官赵明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个幽灵般的人物随时可能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陈玉献说，他购置了各种隐秘的拍摄器材，轮流换开着四辆车去跟踪赵明华，有次曾在消防通道蹲守5个小时。陈与赵两人曾多次并肩而立，只是一个心明如镜，另一个却茫然不觉。陈玉献说“他今年47岁，还有13年才退休，我即使跟踪他到50岁，3年内怎么也得让我逮住一次啊？”2013年8月1日，他从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录像证据中，将上海高院赵明华等法官去酒楼吃饭、唱歌及度假村接受异性陪侍的场景，剪辑成8分钟视频发布到互联网，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最终赵明华等三名法官受到了撤销其审判职务，开除公职的处理。此事在网民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将这种方式总结为“上海风格”：一，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炸；二，接受判决卖房还钱尊重法制；第三，胆大心细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也有人将他归纳为“有钱、有闲、有毅力、有方法、有手段、有技巧”。对网友的赞誉之词，坐在办公桌后的陈玉献只是嘿嘿一笑。
2，河南民工讨薪死亡案。2014年12月29日河南民工王友志一家三口在太原讨薪中被警察殴打导致周秀云死亡，开始时警方说此事与我们无关。后来受害方在网上发布了现场视频，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龙城派出所值班民警刘金润言之凿凿：“在公众场合民警绝不可能有上述行为。”他还说网络照片的拍摄角度是从当事民警侧后方拍摄，因此产生了脚踩着妇女头发的视觉误差，而且上传者断章取义故意误导广大网民。后被检察院立案，证实警察暴力执法，使得警方无法抵赖，才将违法警察逮捕，此案正在法庭诉讼过程之中。
二，作为历史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极高价值
1，昆明清末老照片震惊世人。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方苏雅出任法国驻云南领事，他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
昆明青年殷晓俊于1996年在法国的一本刊物上看见了几幅关于百年前昆明的照片，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他将照片的文字资料传给了懂法语的妻子。经过翻译，才知道这些照片是清末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于1896年至1904年在中国云南拍摄的。经过一番周折，在方苏雅遗产保护协会，殷晓俊见到了方苏雅藏在地窑里的6本相册、1000多幅照片，他决心倾尽全力将这笔历史财产带回中国。在昆明金龙百货公司罗庆昌先生的支持协助下，他们开始了艰难的购买使用权过程，最后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方苏雅遗产保护协会同意殷晓俊以1500法郎一幅照片为代价，翻拍这些旧照片。但就在殷先生筹备好资金，赴法办理手续时，却被告知这批老照片已被法国一家电视台全部购买。无奈之下，只好与方苏雅遗产保护协会、电视台坐下来谈判，希望他们能够遵守协议，否则只好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方苏雅遗产保护协会迫于压力，最终答应将使用权卖给殷晓俊、罗庆昌，殷、罗二人出资100多万人民币翻拍了600多幅照片。
2，高价购买美国视频镜头。导演傅红星《旋风九日》2015年5月12日在京召开首映式，影片首度揭秘邓小平访美九日的台前幕后，其间邓小平两次险遭刺杀的历史真相也搬上银幕。据制片人吕木子介绍，影片90%的影像资料从美国买来，每秒钟影像价格高达259美元。
可见，即便影像资料，不管是历史久远的还是新近的，都是宝贵财富。即便作为文物收藏，也是极具升值潜力的好藏品。
第二，中国独立纪录片是当代璀璨明珠
尽管民间普遍使用视频，但是终究还没达到纪录片水平。独立纪录片的出现是伴随着时代的技术进步而应运而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随着IT技术的数码化，视频、纪录片等影片摄制从高投资、团体化行为转变为小投入、个体化行为。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均是单枪匹马，从编剧、导演到摄影、制作等均为一人独立完成。
中国独立纪录片从1990年诞生，已涌现出一批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创作出一批价值很高的纪录片，主要代表人物有（因篇幅有限，不能全面列举，很抱歉）——
一，吴文光纪录片：独立制片人、编导、摄影师。1956年10月出生云南昆明，当过插队知青，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电视台记者；1988年他来到北京，那年他32岁。初来乍到，人有些自卑、很害羞，有了一个小想法，能把自己吓一跳。“在此期间，我有幸认识了一些胡思乱想、爱做白日梦，行为比较诡异的年轻人做朋友，他们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拍照片、有的兴致勃勃地要成立自己的剧团。从昆明刚到北京的我，觉得他们真敢说，每个人都是奥巴马！实际上后来我才明白，他们都是有梦想的。这些人最后成为了《流浪北京》里的主人公。”
吴文光的纪录片创作开始于一个无意识懵懂的状态，那时对自己的生活现实不满足，不想去在被安排好的状态里生活，他认为，《流浪北京》的产生就是这个想法的体现。
他的纪录片作品：《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1990），《我的1966》（1993），《江湖》
（1999年）。其中《我的1966》（1993）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并获“小川绅介”奖。
吴文光纪录片特点：第一个进入独立纪录片行业，始终将镜头盯住社会下层，揭示出社会下层的困苦、艰难。
二，胡杰纪录片：独立制片人、编导、摄影师。南京人，1958年生于山东济南。在南京读完中学，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专业，曾在军队服役15年，并一段担任新华社记者。1995年辞掉公职，开始拍摄纪录片。居住在南京市。
代表作品有《平原上的山歌》（2001）、《远山》（2003）、《寻找林昭的灵魂》（2004）、《我虽死去》（2006）等。其中《我虽死去》华语纪录片节2008长片组冠军。《寻找林昭的灵魂》于2011年获得香港阳光卫视在香港艺术中心"华语纪录片颁奖"。
胡杰纪录片特点：以文革重大事件和社会典型事件为题材，记录著名右派林昭受迫害的悲惨一生，记录文革开始初期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的被打死的经过。
三，赵亮纪录片：独立制片人、编导、摄影师。1971年生于辽宁，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在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深造，期间拍摄了《告别圆明园》（1995）、《纸飞机》(1997-2001，荣获第三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TIDF)国际影带竞赛优等奖)、《城市场景》(2004，荣获2006年德国卡塞尔纪录和录象艺术节金钥匙奖和德国奥本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在江边》(2004-2005)等多部纪录片。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影像艺术家和摄影艺术家。2007年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开幕后，出任活动影像工作室总监。《罪与罚》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出品，于2007年9月在国内首映，作品《罪与罚》2007年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金气球奖”。
代表作作品《上访》记叙了北京的访民的真实生活和痛苦、无奈、彷徨。赵亮自1996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因对上访人的状态感兴趣而拍摄，其后坚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奥运会后完成拍摄。获夏威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节"独立精神奖”，2009年进入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
四，艾晓明纪录片：独立制片人、编导、摄影师，中山大学退休教授。她1953年11月出生，祖籍河南信阳，母亲唐仁群系中华民国将领唐生智女儿。中国广州中山大学曾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现已退休。
2003年12月艾教授翻译、导演了美国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2006年在河南拍摄中原纪事，记录当地艾滋病患者如何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与当地政府博弈。2007年完成纪录片《关爱》的拍摄工作，记录河北邢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艰难的维权之路。2009年完成纪录片《我们的娃娃》，记录了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倒塌的学校和死难学生，孩子家长的维权之路。2010年1月，与郭建梅共同获得西蒙·德·波伏娃奖。2010年4月完成纪录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对艾未未的公民调查进行记录。2012年完成记录片《乌坎三日》，本片作者潜入村内，从而得以记录了前后三天乌坎村民经历的失望和希望。2013年9月，与谭作人、朱承志共同荣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2012年度杰出民主人士奖。2014年完成纪录片《新公民案审判》，现场记录和对辩护律师张庆方等人、学者郭于华、企业家王瑛的采访穿插在一起，呈现了公民对这场审判的质疑以及对新公民运动的理解。
2003年，因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被《南风窗》杂志授予“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同时被上海《东方女性》杂志读者投票选为“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艾晓明的《公民调查》2011年获得香港阳光卫视“阳光华语纪录片奖”。
艾晓明纪录片特点：她始终把镜头对准社会下层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竭力维权、伸张正义。尤其可贵的是，她在50多岁之后才扛起摄像机、走入摄制纪录片行列，成绩斐然。
五，谢贻卉纪录片：女，196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纪录片爱好者。她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因协助艾晓明教授拍片，接触到纪录片这一艺术表达方式。此后，她摄制了纪录片《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该片讲述了1961年四川大学右派学生李盛照因上书中央通报四川大饥荒而被监禁19年的故事，该片最终入围了阳光华语纪录片奖阳光调查奖单元。她2010年偶然得知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大堡镇关押的五六千名老年劳教犯，在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1680人的惊人事情。于是，她扛起摄像机，东奔西走，花了三年时间，摄制出《大堡小劳教》，揭示出骇人听闻的悲惨一幕。
谢贻卉纪录片特点：选题重大隐秘事件，极具震撼力。
六，艾未未纪录片：当代艺术家、中国前卫艺术代表、著名建筑师、社会活动家、诗人艾青之子。1957年8月28日生于北京，现居北京。曾经担任前卫艺术刊物《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主编，"中国艺术文件仓库"艺术总监，"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中国顾问，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副导演。研究领域涉及建筑、雕塑、绘画、家具、图书、影视、策展等多个方面。曾在美国、日本、瑞典、德国、韩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威尼斯等多个国家举办个人艺术展。
艾未未纪录片特点：
1，与其他独立制片人都是自己既当导演、编剧，也做摄影师的“个体性”战斗不同，艾未未纪录片都是自己当片子出镜主人公，由摄影师跟随拍摄，内容基本都是他自己与社会抗争过程，加上他有自己工作团队（艾未未工作室）。《亚洲周刊》评论所说：许多人熟悉的艾氏风格——恪守理据的同时姿态强悍，精神气场强大，即使身处弱势，也绝非弱者；这样一来，对手看似强势的蛮横、暴力反到成了露怯的表现。
2，由于他是著名艺术家，收入颇丰，时有惊人之举，不必像其他独立制片人那样为经费发愁。2007年他招募了1001个中国人空降德国小城卡塞尔看他的画廊展览《童话》，3000万元经费由他自己筹集，据他说来自两个瑞士的私人基金会。
主要代表作：《艾未未：从未抱歉》（Ai WeiWei: Never Sorry，2012年），美国青年女导演/记者艾莉森·克莱曼（Alison Klayman）跟访艾未未两年时间，记录了这位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人生，艺术，以及政治遭遇等。该片2012年获日舞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同年，获得获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评审团特别推荐奖。2013年入选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2013年第65届美国导演工会奖美导演工会奖公布纪录片提名 "艾未未"导演入围。
他还摄制了一系列维权纪录片：反映他为应浦志强律师的要求，去成都为成都谭作人的煽动颠覆案做证人而遭受的种种非法、粗暴对待的过程的《老妈蹄花》（2009）；记叙干掉多名上海警察的杨佳的《一个孤僻的人》（2010）、采访其母的《王静梅》（2010）；《深表遗憾》（2012）；拍摄了2011年艾未未被拘留将近三个月、之后被软禁在家中的故事、由外国摄影师约翰森拍摄的《假案真办》(2014)……
第三，独立纪录片的极高价值
一，以真实影像填补了当代主流媒体所故意缺失的空白
中国独立纪录片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在这个古老、封闭国度里时常发生西方人大惑不解、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官方却竭力封杀社会真实，打击、限制这些纪录片制片人。而社会很多真实镜头是主流影像媒体（电视台、电影公司）不敢触及的。于是，这就形成了大片空白区域。这既为独立纪录片制片人留下了广阔空间，也为他们设下“陷阱”。所以，这些独立纪录片制片人第一需要的是并不是技艺和装备，而是胆识和勇气。
二，为历史留下珍贵影像史料
由于官方封杀，致使20世纪下半叶的影像记录成为空白，为历史留下巨大空缺。21世纪以来随着IT技术和产品的日臻成熟，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摄影机、摄像机拍摄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影像。
三，独立纪录片人是“中国良心”之一
辛亥革命引爆炸毁封建专制王朝的炸药，在一个大王朝被砸碎后呈现的是一个个小王朝，“民主、宪政”梦想却在地方实力派割据中化为梦幻；民国宪政初具格局，正处在十年黄金期时又被日寇入侵无情砸烂；亿万国人渴望在党争、战乱后“凤凰涅槃”，然而飞出的“火浴凤凰”却是个怪兽，一切化为泡影……
从理想的天堂坠落地上，散塌的不只是骨架子，更受伤的是心。不必奢谈民主、自由、宪政，中国人首先需要的是真相和法治。一场真相与伪造、法治与专制的博弈已经开始二三十年了……
这二三十年来，有四支专业力量——一真相派史学家、独立思想家、死磕派律师、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一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他们的勇气和胆识，在维护良知和正义，成为中国人的“良心”和“脊梁”。
这四个方面的人，似乎毫无关联，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他们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历史真相、维护正义、真实影像），集中于推动社会进步最有力的同一个目标——真相和正义，用专业力量推进社会进步，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舒展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情怀！在文人犬儒化的大势态下，尤显其可贵、珍贵！
让世人记住这四支专业力量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吧——
真相派史学家：高华，辛子陵(宋科)，杨继绳，辛灏年（高尔品），沈志华，陈永发，唐德刚……
独立思想家：顾准、李慎之，李锐，茅于轼，贺卫方，张雪忠，于建嵘……
死磕派律师：李和平、江天勇、张立辉，杨学林，陈有西，杨金柱，斯伟江，陈光武、刘志强，王甫，朱明勇，郭莲辉、张赞宁……
独立纪录片人：吴文光，胡杰，赵亮，艾晓明，谢贻卉，艾未未……
中国人习惯于追思逝去的英雄，难道这些活着的英雄（仅高华、唐德刚不幸去世）不值得世人尊重、崇敬么！
第四，独立纪录片的缺陷
中国独立纪录片从1990年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还处于“内容第一”阶段，均以内容独特、稀有取胜，屡受国外业界好评。再由于目前的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基本都没有受过影视专业教育，基本都是外行凭着热情和冲动而仓促上阵，在文学修养、影视技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所以，大多数纪录片都是直线叙述、情节单调枯燥，甚至画面缺乏专业性（艾未未纪录片很多镜头晃动太厉害，可能受到拍摄条件限制)。
由于缺乏经费，专业性受限，如胡杰所有片子都是自己充当解说员（体谅他的苦衷是为了节省经费）。
第五，独立纪录片的前景
一，制片人没有固定收入，经济拮据
独立纪录片基本都是辞职者或无业者，除了艾未未、艾晓明有较好经济收入外，其他人基本都处在没有固定收入、连生活费都无可靠保障的艰难窘境之中。即便他们制作的纪录片再叫好，在国外获奖再多，也不能在国内发行，甚至在网上发布提供免费观看或下载也被封杀，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二，制片环境恶劣，政治压力山大，处境艰难
由于“你懂的”原因，凡是做得越好的纪录片，就遭受封杀越严重。甚至连拍摄也是困难重重，如同做贼一般。
当今做纪录片独立制片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技艺，最重要的还是胆识和勇气。这就给这个事业的前景蒙上浓重阴影。大多数独立纪录片制片人都有被警方警告、跟踪、打压的记录。北大法学院毕业生、独立制片人沈勇平众筹制作八集纪录片《百年宪政》，讲述中国近代以来建立宪政体制失败的历史。由于他不听警方“停止制作”警告，于2014年4月28被捕，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当吃饭成为头等大事时，就可见该国度饥荒到了何等严重程度了。当说真话需要勇气时，就可见该国度的假话已经蔓延到何等程度了。
2015-05-28写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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