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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要回家”：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寻访的一段历史时间：2015-05-09
1962年“小劳教”杨泽云（上图前排）被解救后，被安置在中川铁厂工作。 （谢贻卉 供图）
1961年，大堡作业区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被判过死刑的人。” 2013年5月16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发上，68岁的陈德全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他听说曾伯炎在寻找当年的那些“小劳教”，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接受他的采访。在四川生活了33年，这个老人的上海话掺杂着浓浓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运到三十多公里外。 没几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都一样衣衫褴褛，一样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源于苏联。苏联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被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电影《教育的诗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教育的诗篇》被拿到大堡各劳教中队播放，“小劳教”们却饿得卧床不起，电影完全没能奏效。 （南方周末资料图） 还记得电影《教育的诗篇》吗？ 刚13岁时，陈德全就卷入了两场社会运动。先是上海要在建国十周年搞献礼，打造“十无城市”，其中一项是“无流浪儿”。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儿童教养院502名儿童集体被迁到甘肃省张掖县，陈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偷跑出来扒火车，想要回上海。车到成都查票时，他被赶下车，旋即被收容劳教。 于是他又赶上了另一场运动：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机关对全省流浪在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 苏联将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工学团负责人、教育家马卡连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经历、心得写成六十万字的《教育的诗篇》。1955年苏联拍摄了同名电影，1957年这部电影配上了普通话，在中国放映。 时年12岁的重庆人陈桐均跟陈德全成了难友。陈桐均跟老师拌嘴被学校开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头，偷些废铜废铁卖钱买饼吃。收容人员对他宣布：“由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 五人小组由公安、民政、司法、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是当时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领导机构和具体审批机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便可决定劳教。这也是从苏联照搬的做法。 12岁的颜嘉森所在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写标语的是他，就把他劳教了。怀疑的原因，仅仅因为“他父亲可能是历史反革命”。 13岁的杨泽云，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街道和派出所对他母亲说：给孩子一条生路，去劳教。那里有饭吃，又能读书。母亲就签了字，申请劳教。 曾伯炎的研究表明：四川的未成年人集中劳教，是“大跃进”在城市公安系统的一种表现。1958年6月，北京市领导说：“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镜子一样。”各地纷纷仿效，提出各种“放卫星”式的口号和做法。上海的“十无城市”、儿童教养院的外迁即是如此。成都一个派出所干脆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 从1958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 峨边县属于四川小凉山地带，地广人稀，人称“中国百慕大”、“死亡之谷”的黑竹沟就在这里。1957年，四川省监狱系统派出两名干部，去勘察适合设立劳改农场的具体地点。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边县中选。 农场设在县政府所在地沙坪镇附近，因而得名沙坪农场，曾伯炎等成年“右派”当年就在这里劳教。大堡作业区是农场专为未成年人设立的一个分部，作业区的房子还没盖好时，那些孩子就暂时在沙坪农场劳教。从1949年前的老县城——大堡镇到作业区有二十几里地不通车，孩子们在押送下步行抵达，要走几个小时。 作业区分为五个中队，分布在几十里的一条山路两侧。每个中队约四百名小劳教，分为五个组。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管理人力，除了三名管教干部，组长、医生、教师等均由“右派”担任。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是组长。“小劳教和劳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惟一的区别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 每个组住一栋茅草屋，四周用土墙挡住，七八十个孩子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大通铺白天当教室，每一段是一个年级，教师们各占一段，给挤在一堆的孩子们讲课。每个孩子都发了些铅笔和练习本。 半天课上罢，是半天“劳动锻炼”，每人发一把锄头去开荒。开荒有定额，但许多孩子还没有锄头高，一举起锄头人就仰过去了，罚站也无济于事，开荒定额只好作废。 开荒名存实亡，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不适合发展农业。曾伯炎那一批成年“右派”的劳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凉山地区海拔近2000米，风大雾大日照又少，土壤贫瘠。1958年，他们苦干一年开荒生产收获的玉米，一个月就吃光了。 没有人想过这些孩子的个人卫生问题。杨泽云在大堡一年多的劳教生活，从未见过牙刷牙膏，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洗澡和剪指甲。每人发一件带编号的劳改服，小孩子不会补，没几天就形如乞丐。 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拿到大堡作业区去逐一放给五个中队的小劳教们看，宣扬“好好改造”的道理。五中队最偏远、路最难走。对面可以喊话的两个人想要见面，需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背着沉重的放映机翻山越岭，难度可想而知。 教育效果不佳。当年的一名“小劳教”说：“饿得打偏打偏，都睡在床上不起，还看电影？”
王玉凤14岁时，被母亲送去劳教。她最终活下来，是因为一锅猪蹄炖花生。因为长得漂亮，她被选进农场的京剧团学戏。一天晚上失火，大家去抢救戏服，她发现剧团灶上一只铁锅里，有满满一锅猪蹄炖花生。她偷偷端走，藏到一个山洞里，饿了就去吃，吃了好多天，吃得直拉肚子。最后她熬到了大堡作业区被撤销，最终和另一位“小劳教”结了婚。 （谢贻卉 供图） “萧复新，原谅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