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有才，他也漂亮地证明了这一点。以多数人都艳羡的路径。
在央视待了二十多年，他出了名也升了官，40多岁的时候，他当上了央视纪录片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
陈晓卿觉得自己不擅长当官，可旁人眼里，他干得不错，甚至纪录片这一行里，在体制内，没有人比他更成功了——体制内生存，还有口碑、有作品，需要时可以拿出情怀来，专业又是真的好。
“没有一个行政岗位，你连尊严都保不住。”陈晓卿早知道这一点。可要与众不同，还得弄点东西出来。
《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他职业生涯最响亮的标签。
“别用情怀这个词儿”
《舌尖上的中国2》刚播出第三天，陈晓卿已觉得疲惫，到处都在找他。“主任”，办公室里他们这样叫他，他要在各种提议之间做出选择，并决定一些事务性的东西。
他语速很快，声音低而果断，情绪随时起来，又随时收回去。控制得很好，但显然并不享受。
一个电话里，他需要给电台录段片花儿，对方要求提到《舌尖》，并念一段抒情的对白。他念了一遍，有点儿瑕疵，那大概是念错了一个字，但他马上毛躁起来：“我×，又他××念错了。”
但另一个电话进来了，之间只隔了一分钟左右，他接通电话，口气亲密而应承：“可以可以，只要是你的关系都没问题。”
电话挂断，回到采访状态，马上又找回刚刚讲话的节奏，滴水不漏，快而周密。
作为主任的陈晓卿是得体而事务化的。
《舌尖2》第二集还在剪辑中，周播就有这好处，一集播完，根据观众反馈马上调整，观众说“忍住口水，流下泪水”；还说加了人物，“有情怀”。
新的《舌尖》，一集50分钟，容纳了6～8个人物故事，比上一季明显加大的密度，“这么做有点儿冒险”，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说。他担心节奏太快，美食没讲清，人物也没说透，匆匆忙忙，两边都不能顾全，“思维还是中国式的，”他评价《舌尖2》，“总想见微知著。”
可国外的纪录片并不如此，或自然，或风光，或动物，并不加入太多升华，“这一点上中国导演不太自信。”何苏六认为。作为一个受观众追捧的好项目，加入一点儿伦理、教化，甜蜜又心酸的小故事，升华一下，对社会有好处。
在他看来，陈晓卿这样的安排，多少也有一点身不由己。只能找一个合适的分寸和密度，把故事放进去。
而陈晓卿的导师、老师朱羽君却认为，人物一直是陈晓卿的一种关怀，他早年拍《远在北京的家》，关注的是一些打工族、小保姆，他一定不甘心只拍一些好吃好玩儿的事，想说点儿更深的东西。
可提起这个看似有野心的安排，陈晓卿却不肯说出原委，是他的意思还是央视的意思，他避而不谈，给了一个谨慎、科学、不推诿不埋怨的答案：“国际上都这样，观众的注意力只能维持8分钟，这是经过调研的。想看又看不够是最好的效果。”
可看着宣传也朝着美食减少、人物增多的方向去了，陈晓卿有点儿焦虑，照这样下去，观众怕要流失掉一部分了。
作为一部被市场首肯了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讨巧在题材；作为一部真正赚钱、第一部市场大火的纪录片，它对整个央视纪录频道都太重要，流失观众是不可以的，那涉及到广告、营销、整个儿的联动效应。观众爱看的就是美食，美食少了，意义多了，但意义留不住观众，何况这意义表达得有点儿急切，不那么从容。
陈晓卿试着在一些采访中扳回这个说法，“别用情怀这个词儿，这词儿太恶心了，”他说，“现在的宣传都歪了，我们还是以美食为主。”
这个早年把很多情怀放进自己作品里的人，如今提起“情怀”，露出躲闪。
不买观众的账是不行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广播学院（现称中国传媒大学）读书时，他看过广院的一年一度的学校活动《广院之春》，这是个类似唱歌选秀的节目，哄台很严重，一个小伙子吹笛子，支撑腿是右腿，下面喊“左腿！”小伙子就换成左腿，下面又喊“右腿！”小伙子便再换成右腿。
“吹的曲子我已经忘了，就记得这小伙子真不容易”，多年过去，他仍然记得这一幕，有时他觉得自己就像那吹笛子的小伙子。“我现在在一个媒体工作，尤其是这么强势的一个媒体，不买观众的账是不行的。”
更何况在主任这个位置上，要买的不单单只是观众的账了。
作为一个频道的部门主任，陈晓卿说自己现在大概做一些采购、筛选片子的工作，“每周光是播出前审片子就要28个小时”，早已没有时间自己拍点儿什么。
虽然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他也只能在分集导演、执行导演的工作之上，做一点儿节目风格、样态、叙述方式的协调工作，既不去拍摄地点，也不操心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该如何找到。至于具体到镜头怎么拍的，更毋庸顾及，问多了他会摇摇头：“你去问分集导演。”
专业上有能力，一些重要任务一定会落到他头上，比如拍一些“重大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像《朱德》《刘少奇》 。这类片子多数时候是任务，但“他会从这样的片子里吸收一些东西”，何苏六说。
朱羽君看着陈晓卿成长，觉得他2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成熟了”“折中了”，说话很谨慎，片子也一路从开始时的《龙脊》《远在北京的家》，到《刘少奇》《朱德》，再到《森林之歌》和《舌尖》，从社会类到献礼片，再到自然风光片，美食片。这个中国纪录片界的大腕在30年间调整着自己的纪录片题材，也完成了菜鸟到主任的漂亮履历。
在很多同行看来，陈晓卿从没像现在这样成功。“他现在话语权很大”，何苏六说，无论资源、渠道、还是团队，远非当年拍《远在北京的家》时那个孤军奋战的小导演了。
朱羽君至今对学生最称赏的仍然是20年前的《远在北京的家》，她已近很久没见到陈晓卿，知道他团队大了，人也忙起来。《舌尖上的中国1》播出后，有一次陈晓卿来到老师家，说自己累，累心，想找个地方不说话，不想事，就这么呆上一个月。
他愿意跟师长强调自己的不善交际和孤僻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他仍愿意把自己说成一个手艺人，一个不谙世故，又因为不可抗的力量而俗务缠身的小人物。
1992年拍的《远在北京的家》，讲一群安徽来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故事，那时陈晓卿来北京已经12年，研究生毕业6年了，住集体宿舍，跟现在的央视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一个屋。“每次他老婆来了，我就上外边玩儿去，我老婆来了，他上外边玩儿去。看着晚上的北京，心想，×，这他××肯定不是我的城市。”
《远在北京的家》充满情感和关怀，一个导演的感性随处可见。陈晓卿表示，他拍片子是随着自己的状态而变化的，自己早过了那个住集体宿舍的漂泊状态，现在，他更想拍拍美食。
至于具体拍片子，那不再是自己的重心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证明什么了，没什么焦虑，也没什么追求，纪录片是年轻人的事儿了。”
他们二十岁出头，很有梦想，说要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找世界上跟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讲讲“世界上的另个一个我”。这类片子不敏感，有新意，从一个主任的角度，陈晓卿愿意拍板通过。
有了话语权和自由，他更多要做的是一个主任的工作，比如用祈使句说话，也习惯了周围人的服从，偶尔话锋一转，在谈话中插入一句：“我感谢央视纪录片频道，感谢国家的纪录片政策。”说的时候露出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