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价值的时候，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
如果纪录电影史我们只讲五个人的话，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被尊为“纪录电影教父”的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英国，1898—1972）。格里尔逊1924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英语和伦理学专业，取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之后又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进行传播心理学的研究。那时候电影才刚刚诞生了20年。约翰•格里尔逊非常关注电影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和力量，他找了格里菲斯、卓别林等著名的电影导演和演员，研究电影的潜力以及将来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最关注的是电影作为一个思想载体的能力有多强。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他一生只拍过一部有影响的纪录片《飘网渔船》（Drifters，1929），但是格里尔逊作为“纪录电影教父”留下了大量文章，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纪录片创作者以及纪录片生产本身。我们后面会讲到包括中国的纪录片、美国的纪录片、加拿大的纪录片，一直到今天英国的纪录片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约翰•格里尔逊在1922年的时候看到了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1884—1965）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1922）。这个电影后来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纪录片”这个词。格里尔逊在看到这个片子的之后，第一次作为一个类型开始关注这种影片。
1926年罗伯特•弗拉哈迪又用与《北方的纳努克》同样的手法，拍摄了《摩阿那》（Moana，1926）。同年2月，格里尔逊在评论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在《纽约太阳报》（The Sun，New York）上首次使用了“documentary”这个词来指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影片。这个词的原意是“文献性的、有文献价值的，文件式的”。后来他又对这个词进行了解释：“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大致意思是指“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纪录片最早的一个定义，但这个定义严格来说是不严谨的。因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不单单是纪录片，也可以指很多很多创造性的活动。比如文学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故事片也可以。但是这个解释提供了一些倾向性是值得研究的：第一是“针对现实”，第二是“创造性的”。
我一直在考证这个词到中国的过程。谁最早把“documentary”翻译成了“纪录片”？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纠结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词的中文翻译非常有意思。汉语以前没有“纪录”这一词汇，我们只知道汉语中相似的词是“记录”。因此“纪录”这个词只针对于“纪录片”。我们能想到当时把这个词翻译成汉语的人，实际上是为纪录片生造了一个汉语词。这个“纪”有“纪元”、“纪念”的意思，如《史记》中帝王的传记才够资格称为“本纪”。我猜想他用“纪录”这个词是来对应“documentary”的文献价值（至今还有很多人将“纪录片”误写成“记录片”）。
这个翻译也许不是特别成功。因为如果你误解成“记录”的时候，就会想到纪录片是对现实的某种再现和摹写。这个误解让中国人对纪录片的理解、纪录片的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影响就是，今天中国很多人说起纪录片的时候就会说，纪录片就是真人真事，因为“记录”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纠正这个词的翻译,但我们应该理解纪录片原始的涵义是什么：纪录片从出现的时候，就不是对现实的重现，它还包含了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