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COP15)更像是戛纳电影节，是一个会内会外都在开会的大会。
据后来哥城回来的人说，一些各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纷纷赶往会场，在会场之外搭起无数个“讲坛”或叫做“会场”，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不满和倡议。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也有游行，也有抗议，唯一对他们表示兴趣的是个别媒体和哥本哈根的零散市民，尽管他们的话题和大会的话题一样巨大。
中国政府意外不做寻常事，温家宝亲自到会，首次提出自己的减排目标，“将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总算是加入了世界减排进程。但仔细了看中国政府确定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却是“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再后来新华社19日发快讯（会期间）“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失望和愤怒之外，十九日各大媒体对大会充满失望悲观的论调。”再一次成功将“阶级斗争”植根于世界大同之上。
2009年的冬天，我在位于北京的居室里看到了与哥本哈根相关的几乎所有能到手的报道（努力翻墙）。不禁感叹百姓发声永远只在“会场之外”！就在此前几个月的五月间，麦伦也是在这间位于鸟巢东侧的屋子里对我说“要赶在会期间播放。”我问“是上大会吗”？麦伦十分惊讶地看着我“怎么可能，我们永远只在会场外面。”
尽管麦伦的回答让我失望，但我仍然决定配合他们。麦伦是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后来的事情证明，我们可以是一个观点（后来才有了普世价值的争论），但是我们不能改变他那永远境外势力造型的洋鬼子面孔，尽管他是马克思的老乡。事实证明，麦伦在中国做新闻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去首都机场的路途中朝外一拐，去了顺义方向。我们的面包车最终拐进一个叫王各庄的小村子。车上载着的一位苦大仇深面孔的村民正是这儿的村民。那时候把这种人叫做“不安定分子”“维稳对象”。和这位苦大仇深者的认识，是在苏雨桐召集的“守望家园”研讨会上。那时候他坐在观众席里，听我讲述毛乌素沙漠见闻，看我放映沙漠小村被污水浸泡十年而政府不做过问的实况记录片。他在哭，在暗中眼角有着晶莹……苦大仇深者的村子应该属于北京市管辖，而就在这天安门城楼子下面出现了一整个村子连年因癌症死亡的奇迹。“村子收了钱，请来南方人建厂，制造一种叫做聚丙烯醯胺的用于污水处理的化工产品。自建厂六年以来，我们村年年有人患癌症死亡。先后病例29起，相继因癌死亡25人，仅2009年就死亡6人。以前可是从未听说的呀！”苦大仇深者如是说。
面包车进村走了不一会儿就经过了那间工厂。工厂在路右侧，中间隔着一条三米小马路，左侧就是村民住宅。麦伦和随行助手立刻兴奋，如此活生生的处境是他们所未能想到的，麦伦执意叫车停，开始推门下车。这些洋面孔的摄影师们从车上搬下一箱一箱的设备，马上开始找机位，选景点，还大团小团地从车子后背箱里扯出一堆电线……看这情景，我已经来不及阻止，也只有心底里连连叫苦！
随行翻译德妹子来之前对我说过，麦伦所在的这家电视台相当于德国的央视，牛逼惯了。他们采集画面十分讲究，从不考虑人为环境。我说你爹呀，你这不是找南墙去撞嘛！
果然，麦伦他们正扯线架机的档口，就有鬼鬼祟祟的人开始向我们靠拢。
“你们是干什么的？”
“访问村民，需要拍摄访问过程。”
“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可以。”
“那请问你是谁，有这个权利？”
“我是村长，当然有这个权利。”
“那你是否可以出示证明你是村长的东西呢？”
村长似乎很不请愿，什么时候有人敢问我是谁，并且要我证件。我看得出他的心思，就说：“因为是你对我们干涉，所以我们有向你索要身份证明的权利。”
同行老外有点急了，因为语言障碍。翻译就直接对自称村长的人说：“他们有国务院批准的记者身份证件，你的干涉是不恰当的。”
“不行，不管他国务院还是什么院，进了这地界就得听我们的。”
我插上一句质问：“难道你们村子已经割据，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
村长干脆把头扭到一边，向着天空，半晌才撂过来一句：“你们是谁？来路不明，我当然要為村子的安全考虑。”
我说：“这些都是你们的权利，我们不反对，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权利，而且是这个国家给的。咱们还是按程式走好了，你们出示身份证件，我们出示国务院的采访证件。咱们互相尊重对方权利，怎么样？”
村长总是在回避我们的问题。那一刻，有更多的戴着红袖箍的人向我们聚拢。他们围着我们的车子转来转去，不时向车内张望。
我对麦伦没好气儿地说：“今天就别再想拍摄了，早点撤吧。”
那边村长似乎见自己人多了起来，就忽然拔高调门儿：“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监督。”我说那好呀，那我们就可以拍摄了是不是？村长一看“监督”并没能吓着我们，倒让我们兴奋不已，随即改口：“不行，还是跟我到村委会去。”
我看情势有转恶趋势，就大声指责：“你们这样无异于绑架。我们是在行使正当权利。凭什么要到村委会去？！”
村长还在用手机大呼小叫地召集人。我们只好暂时退守那位苦大仇深的癌症患者的家里。让我忽然感到悲愤的是，就在进屋的瞬间。一直沉默不语，显然慑于村长淫威而躲避老远观望的苦大仇深者，此刻忽然变了一个人，“完全不顾俺们百姓的命了，我不怕他们，化工厂污染导致的癌症已经人人皆知，你们採访我，我才不怕，只要你们敢干。”
闻讯赶来的村民们趁村长不在屋里，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来过不少记者，都被赶走，村头村尾都有他们的人站岗。你们一进村儿，监控头就发现了你们。”我问“都是什麽人在‘联防’，是村民轮值吗？”“不是，全是在村委会工作的人，你不看连女的都出来了，人毕竟不够，就戴个红箍子充数。”
我告诉乡亲们“我们暂时会离开这里，但是我们还会再来，也还会有更多的人来的，请放心！”
我们被迫离开了王各庄。
出村时，那位叫做李进河的村长紧随其后，开车为我们“护驾”。直到车子开上了机场高速路，那段路怎么也得有个七八里吧。
事情并没有结束。我们走后，村长立刻电话报告了电饭煲（国保），让村民们惊讶的是那些饭煲对今天的外媒记者以及中方翻译名姓清楚得一塌糊涂……电饭煲说了些什么就不再赘述。只说那李村长吧，他说：“我们是为捍卫国家荣誉，因为接到指示，一个叫什么哥本哈根的地方在召开什么世界气候大会，我们要严防别有用心的老外……”
我们仍然没能了解到王各庄的癌症灾难与那家叫做希涛化工的工厂之间有必然关联，这原本是在受害村民的质疑下试做的一次调查，现在结论尚早。
一个巨大的疑问一直在我心底萦绕：难道村长自个儿不住在王各庄吗？
24日，苦大仇深者来电告诉了我们，位于北京顺义区的癌症村王各庄开始在村口增加了大批村民联防队员。村长李进河在村民大会上公然道：据警察同志说，一个叫哥本哈根的地方正在开什么什么环保大会，说是要坚决堵住有人把视频材料带到那个哥本会上去，还说了，那样有损我国形象。”
麦伦的计划是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完成这段采自中国的报道。而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通环保志愿者的我同意了做这个配合。这原本是地球村一村民的分内之事。但事与愿违，我被又一次视作了“勾结境外势力”。而就在当年12月份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除了喜见首次表示加入世界减排进程的中国政府外，亦见得中国政府总是与人不同的一番争辩，发言人说：从道义上讲，中国有权力发展经济、继续增长，增加碳排放将不可避免。而且工业化国家将碳排放“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中国替西方购买者进行着大量碳密集型的的生产制造。作为消费者的国家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我和麦伦们商议决定，休息两日，再择机行事。不几天后，更加惊险的一次内蒙古东部的拍摄行动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