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导演 于广义

　　于广义，1961生于黑龙江，现生活在大庆市，199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多年来一直进行版画创作，2004年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

　　 “我的开机仪式既简单又庄重，我一个人，跪在父母坟前，对他们说，我不画画了，要开始拍电影了。”

　　43岁的时候，从山里走出去的于广义义无反顾地放弃版画事业，回到深山老林，去做一些与时间斗法的事情，制作具有社会人类学价值的纪录影片。这个半路出家、只花了一个下午学习“拍电影”的纪录片导演，只拍同一个地方——他的家乡，却以《木帮》、《小李子》、《光棍》“家乡三部曲”在世界各大纪录片电影节中屡获大奖。以伐木工人三梁子为主角的《光棍》在今年的白玉兰国际纪录片奖中脱颖而出，斩获亚洲类纪录片银奖。于广义对早报记者说，“我的第四个‘儿子’《萨满》就要‘出生’了，讲的是跳大神的人。山里生活变化越来越大，我几乎在抢救似的拍！”

　　“身在一楼，却想着楼顶的事情”

　　东方早报：这次在国内获奖和在国外有何不同？

　　于广义：我拍了这么多年，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我。从原来到现在，我给自己定位很低，我就是个老百姓，然后拍老百姓的故事。我长在黑龙江的小林场，18岁前都没看见过火车，现在家乡变成雪乡了，成旅游区了。大风雪居然还能变成资源？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风雪给人带来的不便太多了，一场雪下个三天三夜，门都推不开。人闲的没事儿就围着火炉讲故事，谁家故事讲得好，谁家就显得有人气。我父母都会讲故事，我是听着故事长大的。我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拿着一份参考消息，他就坐在炉子边上给我讲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将来肯定会走出去，离开山沟，去很远的地方，做一件和我这些伙伴不一样的事！

　　东方早报：学画画是为了从大山里走出去？

　　于广义：对，走出去，我始终是一个，用很多人的话说，是不现实的一个人，总是在空中游荡的人，身在一楼，却想着楼顶的事情。后来终于有一天可以离开大山进入城里了，那是1978年的12月，我当兵去了，结果这趟列车给我拉到了内蒙古，中蒙边境的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沟，我在那边干了三年，打山洞、挖战壕、救山火、收庄稼、建营房，虽然我没有下过乡，但我觉得这种经历就像一个老知青的经历。很多人离开的时候说，将来尿尿都不冲着这个方向，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离开以后，我今年已经50岁了，其实我最怀念的就是这段日子，从林区那些伐木工人所讲述的神叨叨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故事，到内蒙古体验更加粗糙的生活，包括那种气候，这是我所受的最好的教育，加上父母省吃俭用送我去大学学画画，这就是我全部的知识来源。所以，无论画画，还是拍电影，它只能是一种语言，一个人无论他是做文字、画画，还是电影，他一定是有话想说，而且是那种非常强烈的。

　　东方早报：画画“说”不清楚吗？你一定要用电影、纪录片这种方式？

　　于广义：2004年，我家里来了个同学，他告诉我，今年是百年伐木最后一年，国家马上要天然林保护了，我们那个林区是从1895年开采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重要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影响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持续久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习俗，这习俗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但载体没有了，一切就都结束了。黑龙江闭塞，保留了很多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挖掘？当时就很有冲动，于是到了中关村买了套设备，店员告诉我开机关机，我就开拍了。很多人问我学电影的经历，我说就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觉得其实我不用去学什么，因为我会画画，我又会讲故事，我读了很多小说，把这些东西合到一起就是个电影。我带着机器，和伐木工人住了一个冬天。这些人都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邻居。

　　“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都省了吧”

　　东方早报：他们会问你，“于广义，你拍我们干嘛？”你怎么回答？

　　于广义：对，他们问过，我说我就是想记录你们真实的生活，他们说，“原来生活比这还艰苦，故事比这还多，你不来拍。”我知道它很重要的时候已经晚了。和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们就习惯了。我拍了100多盘素材带，回来不知道怎么弄，在这之前，我都没看过纪录片电影，只知道有个罗伯特·弗拉哈迪。我进到大山里，憋了半辈子的话，能够通过电影说出来，一下子就好像找到出路了。第一个片子《木帮》剪了一年多，最后在很多电影节上都获了奖。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些奖认可了你什么？

　　于广义：诚恳，朴实吧。首尔电影节当时给了我一个评语，“一个未曾学过电影，甚至很少看电影的人，他用他的视觉带给我们一个未知世界”。因为我是在两种文明之间跳来跳去的人。我每年都会给我的父母上坟去，我的开机仪式，既简单又庄重，就我一个人，趟着过膝的积雪，12月的中旬，跪在父母坟前，说：“爸妈，我回来了！我不画画了，要开始拍电影了，我要拍一部我们山里人生活的电影。”

　　东方早报：你的片子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子，既有粗糙感又有情感中细腻的东西。

　　于广义：我酷爱俄罗斯文学。首尔电影节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这些“木帮”下岗以后都在干什么。带着这个问题，2006年的冬天我又回去了，于是就有了《小李子》。《小李子》也是林场的下岗职工，这个故事里有猎人、女人、两只狗、一只猫。你想象一下，在北方零下30多摄氏度，两个人在路上碰到打招呼，就像俄罗斯文学里的那种描写，带着淡淡的忧伤，在极为严酷的状态下，寒冷使人变得纯粹。拍纪录片这活儿很辛苦，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物质回报，所以你拍的时候，一定要说你憋了半辈子想要说的话，包括上一辈人的话，你都要替他们表达出来，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都省了吧，尤其是独立制片，我自己出钱我自己说了算。

　　东方早报：对于你熟悉的老乡，镜头里你的底线是什么？

　　于广义：我和他们是同类，如果没有我爹妈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我也就是木帮，就是小李子，我可能还不如三梁子(《光棍》主人公)。至于那个底线，我想，是卑微而不下贱，他们活得有尊严。（早报记者 黄小河采访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