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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部分生活”：纪录片存在的方式和价值</a>
————谈王强和他的独立纪录片《部分生活》
布尔乔鱼
应朋友的一再请求，王强终于把他8年前拍的纪录片《部分生活》（A Normal Life）上传到了网络。朋友说“余秀华“诗歌里的乡村，”庞麦郎“歌曲里的乡村，被媒体评论为”对底层生活的两种想象“。你的这部《部分生活》，已经超越想象，是镜头里真实的乡村。
王强听了，笑笑说多年前的片子，制作实在有点粗糙。朋友说，那不是更真实？终于，他被说动了，默默地走向书房，从装了上万张碟片的柜子角落里，翻出这张泛黄的碟片。朋友将它拷贝出来上传到了优酷。
这是一个有关中国北方某个家庭一家三口的真实生活记录，简单、真挚、朴素，个别镜头的确有些粗糙，但会给看过的观众心里抹上重重的一笔。如同王强本人给人的印象。女作家徐小斌曾评价他：他是这个浮躁的年代里少有的心底十分纯净之人。
王强本科学的是美术，刚毕业时因为大学期间曾凭借《一个脑，两个氧》获得“X动力”全国大学生平面设计大赛金奖，进了叶茂中营销策划公司。工作后没几个月，便发现自己对电影极度痴迷，即而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一门心思学电影。后以高分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却误打误撞地从拍摄纪录片，开启导演生涯。
其实多年前，王强也拍过他人生的第一个短片《出走》。是由诗人“竖”主演，拍完他们来到小月河边的眉州东坡酒楼，一边喝着酒，诗人“竖”一边提到很多拍摄《诗人出差了》时很多有趣的细节，两人一起笑岔了气。时隔十二年的今天，《诗人出差了》最近入围了第44届鹿特丹国际影展。
在王强的这部独立纪录片《部分生活》里，王强用简单朴素的镜头，记下了三种性格特征，三种生活态度的三个人物所组成的一个家庭的真实场景。
男主人赵义，46年前和妹妹一起随母亲改嫁到本地。那时他七八岁，正好遇上文革。拖油瓶，家庭成分不好，个子又小，备受欺负。故事讲述时，赵义已经五十多岁了，打了大半辈子的光棍。快四十岁时，经人说和娶了哑巴任凤娥。任凤娥七八岁时得了一场类似感冒的小病，母亲找村里的医生开了一副凉药。任凤娥喝完睡去，醒来后，就再也无法说话了。长大后，一直靠肢体语言和呜呜啊啊的声音和人交流。任原来结过婚，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就是片中的小华。前夫重男轻女，且家暴严重，经常揍她和女儿。被前夫打时也只会呜呜呀呀直叫唤，无法反抗。最严重的一次是生了小华七八天后，还在坐月子，却被前夫打得脊柱都断了，从炕上爬回姐姐家求救。她脑子里的积水，以及时不时犯的腹疼都是喝药和经常被打留下的后遗症。任凤娥改嫁给赵义后，把6岁的小华一起带过来，三人自此组合成了一个家庭。十几年后，小华长大，像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一样，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挣钱贴补家用。赵和李二人在家务农，收烟叶、掰玉米，数着钱过日子。
光棍、贫穷、落后、残疾、家庭暴力、改嫁、家庭重组、打工少女。这个家庭像大多数中国北方的家庭一样，烙上了自上世纪中期到改革开放后的许多时代印记。一方面，老一辈人曾经受苦受难，观念陈旧，却又无法摆脱贫穷落后；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外打拼，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却因受教育程度偏低，只能做些简单的手工业活。二十多岁的小华，长者姣好的面容，正值青春爱美的年纪，赚钱不多，花销也不少。面对这样的家庭，她敏感，自卑又自强，对钱又爱又恨。片中，红色的旅行箱、修身牛仔裤、时髦的绿色上衣和做过离子烫后柔顺的头发，与破旧的屋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片开场几分钟，赵义拿着薄薄的信封说，华上次给我600，后来又拿回去花了，只剩100多了。
“说句心里话，我一点也不想回家，因为一回来，心里就有了无形的压力，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我对钱看得很淡，但是为了她们我不得不在乎……
“谈恋爱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再找个没有钱途的人了……”
“我心里挺难受的，也很孤独，从来不敢对外面的人说我家里怎么样的，人家还以为我是娇娇女…… 我希望全世界能有一个人理解我，哪怕我不认识他……”
镜头中小华在短信里说到。
也像大多数贫困的农村家庭一样，这个家里最大的物质财富是电视，最大的精神财富来源也是电视。赵义早年买了部彩色电视，成了村里仅有彩电的两户人家之一，却被眼红的人偷走。报警察局，去了几次，警察局查不到，最后不了了之。后来又买了一部黑白电视作为唯一的娱乐消遣。任凤娥看电视时会跟着电视里的情节一起喜怒哀乐，好几次都咯咯地大笑。尽管有时电视里的场景离他们的生活也很远。
片中有个场景，对比特别鲜明。吃完晚饭，赵义夫妇坐在炕上看电视，电视节目里男女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对话：
男：“有钱人就是好命，毕业了也不怕失业。”
女：“喂，有钱人是我爸，不是我哦，要不是遇到了我爸，我到现在还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男女主人公，做了一番对钱的评论之后，又站在石头上情绪高昂地大喊：“我想要当一个有钱人，我们两个都要有钱！”
电视机前的赵义，不耐烦地冒出了一句：“操，啥劲呢！”
赵义从没过过福贵的少爷生活，却深深感受了《活着》里福贵似的悲苦和失望。小时候穿新棉袄，却被小伙伴拿去拉泡屎，想找他算账，却因出身“被批斗“。长大了做了村里第二个买彩电和录音机的人，却一夜之间被人全部偷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日趋衰微；娶了个媳妇，身体也不好，还是个哑巴；无子无嗣，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却不是自己亲生的，始终有些遗憾。想留她多住几天也只能弱弱地插几句：“那大巴安全吗？”“没有车就别走呗！“因此，他对生活更多的是抱怨，是牢骚。任凤饿这大半辈子可以说是个苦命的女人，但她对生活、对镜头更多的是抱以咯咯的笑声。许是不会说话，任凤娥面对镜头时任凤娥哇啦呜啊的声音，以及那并未被疼痛和贫穷生活压垮的灿烂笑容，似一抹阳光，暖人肺腑。小华很懂事，她担心母亲和继父今后的生活，知道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因此她对生活寄托了很多希望，盼望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片中有个特别温馨的场景，传达了这个贫穷家庭里的默默温情：小华给赵义买了个手机。赵义心里很高兴，很舍不得，说绝不带去地里干活，免得弄坏了。任凤娥更高兴，她像得了个新鲜玩意，虽然她不会说话，但依然想试试，边咿咿呀呀地叫着，笑着，边摁着键盘，结果不小心摁关机了。赵义说，你看你不会还瞎摁，当心摁坏了，小华边照着镜子整理头发，边漫不经心地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个是最结实的。接着放下镜子教他们怎么开机，怎么用。此时，三人心里都特别满足。
影片的最后，天空下起了小雨，小华撑着伞，在继父赵义的陪同下，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趟过村里泥泞的小路，搭车去往大城市追求她的梦想。送完小华回来后，赵义坐在屋里灶台前，喷着烟圈，呆呆地看着院子里一洼水坑，雨水淅淅沥沥地滴在水面上，偶尔一只小虫飞过。这时任凤娥也忍着肚疼起床了，她端起脸盆把脏水泼到外面，接着开始梳洗打扮，开始了她又一天的生活…… 早晨的太阳也慢慢地穿过乌云，爬上了天空…… 这是他们的部分生活，也是他们的普通生活。
金黄的玉米，翠绿的烟叶，蒙蒙的晨雾，昏黄的灯光。这是个原生态的村落，声音也是原生态的，收割烟叶，掰玉米，孩子寻找母亲的声音；林间鸟儿滴溜溜的鸣叫，小狗儿的吠吠声，窜上窜下的猫喵喵直叫，以及白羽毛的扑棱棱掉进泡菜缸子里的声音……王强用镜头向许多出生在农村的一代人重现了记忆里的童年，那么清晰真切，又笼罩在蒙蒙雾霭之中。那就是很多人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既远又近的童年。
王强用镜头记录下这户北方山村里普通人家的真实生活时，并没想过要通过影片告诉人们什么，表达什么。他反对因赋予作品太多的内容，而损害作品的本真和自然。正如他在诗集中，用《纪念》怀念早逝的儿时玩伴，用《丽》怀念他的“乡村女神“，用《兰州铁匠兄弟》讲述在北京打拼的兰州兄弟的返乡，用《高小姐的爱情》描绘一个女人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爱情故事。为了刻意逢迎而赋予作品太多符号，在王强看来，太过概念化而有些造作。他更喜欢简单真实、淳朴真挚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动人。
因此同样是河北的乡村，同样是体现落后，王强的作品中丝毫找不到郝杰《光棍》里充斥的色情和荤段子的影子。他也不擅长贾樟柯、金基德式的阴暗格调，也从未刻意向大众灌输温暖和正能量之类的标签式概念。一切随心所发，他一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用镜头记录这些普通的人和事，是他对生活本能的反应。他认为生活一定是艺术的源泉，以至于有时他会把这种将电影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感悟力，延伸到了具体生活上：刚上电影学院那会儿，王强想拍一个老太太被骗钱的短片。回住处的路上，正巧遇到楼里一位老太太。王强眼前一亮，觉得她特别适合出演片中的角色。想了各种办法，软磨硬泡求了她好几次，老太太始终不肯。最后老太太被他的诚心打动，只好坦白告诉他原因：实在不愿意回顾被骗的经历，因为几年前她确实曾被人骗走15万。
如果一定要找王强作品中的特殊性，那可能就是他早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病态的主人公身上，嗅到的身体缺陷者的气息。他一直认为上帝给那些有缺陷的身体输入了一些常人无法预知的神秘力量。因此，他对这类人有着异常敏锐的感受力。就如他的诗《雾中》患了抑郁症的杂货铺老板娘，他的剧本《亲爱的橘子》中被拐的哑巴儿童橘子。
甚至不久前，当看到《诗刊》推送余秀华的诗，并要在人民大学开朗诵会时，王强就已经有了用镜头记录她的生活的念头。那个下午，他做完工作匆忙赶到3308教室时，朗诵会已经快要结束。无奈只问余秀华要了个联系方式，还没来得及再次联系，第二天余就已经火遍大江南北，王强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他一向不愿意跟风挤暖。同样，他也反对大众给余秀华贴上“脑瘫诗人“的标签。他认为这么定义她的人并没有认真读她的诗。
无论是摄影机还是文字，无论是电影还是诗歌，都是王强在文艺上的一种自觉，自觉用镜头书写普通人的”Normal Life“。正如片名的《部分生活》，纪录片记录的也许都只是部分人的部分生活。也许”部分生活“正是王强对纪录片存在方式和价值的一种界定。
